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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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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演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测算中日韩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GVC指数以及出口技术增加值,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比日韩低,但是攀升速度明显高于日韩;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动力主要来自于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而日韩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在于中国服务贸易的间接和国内技术增加值偏低,而国外技术增加值偏高。
中国论文网 http://www.egsf.org/3/view-8988540.htm
 ???眼关键词?演全球价值链;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增加值贸易;核算法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12-0062-10
  一、引 言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服务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不同的生产环节分散在各个国家,各国形成基于生产环节的新型国际分工关系,一个最终产品出口技术含量由各个生产环节所创造的技术附加值所组成。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其出口技术结构由以低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向以中等技术附加值出口为主转变。部分学者质疑我国服务贸易技术结构升级主要是由于从国外进口的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如果剔除国外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含量,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Amiti和Freund,2007;王厚双等,2015)。由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可以区分出口服务技术含量中所包含的国外技术和国内技术,有助于准确评估一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因此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跨入21世纪,各国服务贸易的竞争日益激烈。据 WTO 统计①,2000~2015年间,世界服务出口贸易由14 913亿美元增长为47 540亿美元,增长了2.19倍。同期,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301.46亿美元增长为2 854.8亿美元,增长了8.47 倍;日本服务贸易出口额由683.1亿美元增长到1 578.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 韩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307.53亿美元增长为968.4亿美元,增长了2.15倍。2015年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在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排名分列第3位、第7位和第16位。同为东北亚经济圈中的三个经济大国,中国、日本和韩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备受理论界所关注。2017年1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刚刚结束了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第11轮谈判,而决定三方能否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三国的产业实力以及未来各自的发展潜力,而一国产业实力和发展潜力往往取决于该国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对外贸易(包括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出口产品的“质量”或者“技术含量”上,而非“数量”上?;诖?,本文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来考察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差异,揭示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为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开展深度合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综观以往文献,有三种核算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方法:第一,以Lall(2000)为代表的学者从贸易产品技术分类的角度来衡量出口技术,通过计算高技术服务出口贸易额在服务出口贸易额总量中所占的份额来代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第二,以Michaely(1984)为代表的学者从产品技术附加值角度来衡量出口技术含量(关志雄,2006;樊纲等,2006;Lall等,2006;杜修立等,2007;Xu,2009;Hausmann和Rodrik,2006;姚洋等,2008),计算产品技术附加值时需要以一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贸易额的比重为权重,这导致出口额较大的国家的产品技术附加值被高估,而出口额较少的国家的产品技术附加值被低估,并且这种核算方法得出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包含了国外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往往高估了一国出口技术水平。姚洋等(2008)学者构建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的国内技术含量指数(DTC)虽然剔除了国外中间产品包含的技术含量,但是其结论建立在以贸易部门的所有进口作为中间产品进口的假设前提之下,而这个假设显然是不合理的。随着全球分工的细化,服务跨国分段式生产已成为常态,这时需要有一种新的核算方法来准确衡量每一个国家服务生产环节所创造的技术含量。第三,以Koopman(2012)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利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计算一国出口产品的国外技术增加值和国内技术增加值,显示了不同生产环节的技术增值,可以反映出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创造的技术附加值,以明确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Koopman所构造的GVC指数常用于表示一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除此以外,GVC指数还可以测量一国产业的出口技术水平,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国产业的出口技术水平主要体现于该国该产业出口价值中在国内生产环节实际所创造的技术价值,即出口技术增加值的大小,如果该国该产业的出口技术增加值较大,就代表该国该产业的出口技术水平较高,反之则低。GVC指数是用一国某产业出口产品价值的对数值减去出口产品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价值的对数值表示,它可以反映一国产业作为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扣减该产业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后,由国内生产环节实际所创造的技术增值,因此,GVC指数也可以显示一国产业出口技术水平。与其它测算出口技术水平的指标相比,GVC指数避免了把一国人均国民收入与出口技术紧密挂钩,从而高估发达国家出口技术水平的缺陷,同时也能剔除出口产品价值中包含的进口中间产品价值,从而真正计算出本国国内生产环节实际创造的技术增值,从而反映出一国产业真正的出口技术水平。由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可以区分国外技术增加值和国内技术增加值,不会虚增或者低估一国出口技术含量,因此这种方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江静,刘志彪等,2010;郭晶,赵越,2012;王岚,2013;拓晓瑞,左连村,2015;戴翔,张二震,2015)。
  中国、日本、韩国同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活跃,贸易往来频繁,贸易结构存在竞争性和互补性。近?啄辏?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中日韩三国的出品技术含量,以及比较这三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力。周松兰(2009)从产业技术水平分类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和韩国贸易结构出现高度化趋势;相反,日本的贸易结构则出现“低端化”趋势,表现为中低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何敏和田维明(2012)测算了中日韩三国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日本出口技术水平最高,韩国其次,中国最低,与日韩技术差距大。汤碧(2012)采用Hausmann构造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来测算中日韩三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复杂度,研究发现中国与日本韩国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差距正在扩大。杨红和王晶(2014)测算了2000~2011年中日韩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发现中国出口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表现为中高技术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低技术服务出口比重。上述研究侧重于比较中日韩所有产品或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技术水平,忽视了服务产品的出口技术水平的比较研究。杨红和王晶虽然以服务产品出口技术结构为研究对象,但是使用了Hausmann提出的PRODY指数和EXPY指数来测算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该方法没有区分国外引进中间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内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   本文利用Koopman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来测算中日韩三国2000~2014的各种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增加值,并且探讨了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增加值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以比较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区别以往文献,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q??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剔除国外技术含量,准确测算和比较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r??把服务贸易分成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三种类别,分析中日韩三国不同类型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
  三、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评价及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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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可以剔除国外技术增加值,将一国真正出口技术增加值计算出来,核算模型构建如下:一国生产的服务产品包括两种用途:作为中间品被使用于生产过程中,以及作为最终产品被本国及外国使用。
  四、中日韩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比较
 ?。ㄒ唬┲腥蘸衩骋椎某隹诩际跛讲馑?
  根据公式(9),利用服务贸易的GVC指数来代表一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结果如表1所示。
 ?。?)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比日韩低,尤其是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中国服务业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差距,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重过大,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比重过小,服务业内部结构层次较低。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开放范围不断扩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显著提高,但是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较低的分工地位,与日本、韩国相比,除了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GVC指数比韩国高,其他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全面落后于日韩两国,如在1995~2014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的GVC指数均值为0.21,而日韩服务贸易的GVC指数均值分别为0.39、0.22,中国服务业的出口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日本,也落后于韩国,这反映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出口技术含量不足,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中国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落后较多,如中国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GVC指数均值分别比日韩低0.034、0.01,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GVC指数均值比日韩低0.09、0.04。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较低,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服务业劳动力的素质不高,其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薄弱,这导致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短时间内难以追赶上发达国家;而中国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相对落后于日韩两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较强,主要为本国居民和企业服务,其国际竞争力较弱,这导致其出口技术水平偏低。
 ?。?)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攀升速度明显高于日本、韩国。从理论上讲,服务业与信息、知识的相关性,使得服务业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许多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经济服务化趋势在发达国家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服务业技术升级速度也加快。作为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趋于上升,如日本、韩国服务贸易的GVC指数分别以年均0.71%、1.45%的速度增长。与日韩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迅速提升,其GVC指数的增长速度达到2.05%,明显高于日本和韩国。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近来年经济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服务贸易范围扩大,货物出口量大为增加,因此带动与之相配套的服务出口增加,促使中国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出口技术水平提升。
 ?。?)中国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提升较快,而日韩两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提升较快。中国人口众多,为“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为“资金密集型”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提供充足的资金储备,这有利于中国中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使其出口技术水平较快提升,如中国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GVC年均增速达到5.95%,而服务贸易GVC的年均增速只有2.05%。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重“劳动和物资投入”、轻“知识技术”投入,这导致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后,有“低端化”“下游化”的趋势,其GVC指数以年均0.95%的速度下降,这不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相反,日韩两国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GVC增长较快,推动着日韩两国服务贸易出口技?g水平提升,如日本高技术服务贸易的GVC增速为2.16%,明显高于日本服务贸易GVC增速,韩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GVC指数的年均增速比本国服务贸易GVC增速高0.7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日韩两国的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GVC指数呈下降趋势,由此可见,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推动着日韩两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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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式(6)、(7)、(8)计算出服务贸易的各种技术增加值,以详细分析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构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数据显示:
 ?。?)与日韩两国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不高,但增速较快,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间接技术增加值表示本国出口的产品,被第三国加工成最终品而实现的技术增值。中国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远低于日本,这反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不高,这符合中国服务贸易的实际情况,但是中国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高于韩国,与我们的预期相背离??赡艿脑蚴?,中国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包含了大量国外创造的技术增值,这个猜想将在后面的讨论中得到证实。从间接技术增加值增长速度来看,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在1995~2014年期间,其年均增速分别为18.42%、5.67%、8.42%,中国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增速最快。中日韩三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的增速均高于该国服务贸易,比如,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增速为20.70%,而日本为6.24%、韩国为8.57%,比中日韩服务贸易间接技术增加值的增速高2.28、0.56、0.14个百分点;除了韩国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以外,中日韩三国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上升速度均低于该国服务贸易,这表明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提升的主要动力是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究其原因在于,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分工较为细化,较容易进行跨国分段式生产,各国出口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产品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到第三国的服务生产之中,这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中间品服务贸易蓬勃发展,也使该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较快增长。随着专业化分工深化,各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向纵深发展,其间接技术增加值迅速上升,带动总体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提高。  ?。?)中国服务贸易的国内技术增加值比韩国高,但是比日本低,增速高于日韩,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国内技术增加值表示本国所创造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增值,国内技术增加值较高的国家,通常其出口产品包含较多的国内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由于中国具有完备的服务生产体系,服务企业数量众多,产业关联较强,出口服务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较多国内中间产品和技术,这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国内技术增加值处于较高水平。另外,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具有明显较高的国内技术增加值,特别是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如中国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内技术增加值为12 776亿美元,日本仅有5 927亿美元,韩国只有1 840亿美元。导致中国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内技术增加值偏高的原因在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不像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一样需要投入高级生产要素,其生产迂回程度较低,只需要投入技术含量不高的中间产品,而这些低端中间产品国内就可以提供,因此中国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包含较多来自国内中间产品的技术增值。由于行政的干预,中国部分高技术密集度服务的开放度不高,如金融业,这些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属于“自给自足型”,即利用本国生产要素完成生产,供本国消费,因此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具有较高的国内技术增加值。从增速来看,中日韩服务贸易的国内技术增加值均呈上升趋势,并且中国服务贸易的国内技术增加值增速最快,特别是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随着各国专业化分工向纵深发展,服务生产过程更加迂回,各个生产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对国内中间产品和技术的生产需求更多,这导致各国出口服务产品的国内技术增加值呈上升趋势;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拥有众多人口和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引发庞大服务消费需求,各种服务企业应运而生,形成上中下游一条龙服务体系,出口服务生产中投入较多的国内生产要素,因此,中国服务贸易的国内技术增加值迅速上升。对于呈现追赶态势的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而言,其国内技术增加值提升尤其明显;相反,日本和韩国的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相对成熟,出口技术水平较高,技术升级进入瓶颈期,导致其国内技术增值缓慢,而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促使日韩两国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分工更细化,产业之间的生产技术联系更复杂,因此,日韩两国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内技术增值较快增长。
 ?。?)与日韩两国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较高且增速最快,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尤为突出,而日韩两国的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的增速较快。国外技术增加值表示本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国外中间产品的技术增值。与日韩两国相比,中国各种服务贸易具有较高的国外技术增加值,如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是日本和韩国的8倍和4倍,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是日韩的2倍和1倍,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是日韩的6倍和5倍,这反映中国不同技术密集度服务产品生产过程投入较多的国外生产要素和技术,严重依赖国外中间产品,其中,以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最为突出。由于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研发水平不高,导致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困难,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较严重;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在发展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上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核心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和设备,因此中国的高技术和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较高。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分段式服务生产变得普及,通过进口其它国家的中间产品来完成生产是各国服务生产的必经过程,这成为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服务理念和生产技术与国外仍有较大的差距,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弥补自身不足,因此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保持较高的增速。对于日韩这两个发达国家而言,其服务技术相对成熟,对本国生产要素和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国外,因此日韩两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加值增速较慢,相反,日韩两国的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备比较优势,通过引入国外中间产品,可以有效地降低本国出口服务的生产成本,获得更多贸易利益,因此,日韩两国的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国外技术增值上升较快。
 ?。?)中国服务贸易的国内技术增加值大于间接技术增加值,而间接技术增加值大于国外技术增加值;日韩两国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和日本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大于国内技术增加值,而国内技术增加值大于国外技术增加值。中国服务贸易在1995~2014年期间,其国内技术增加值比间接技术增加值、国外技术增加值均值分别高出:82 160亿美元、132 683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内技术增加值最高,其次是间接技术增加值,国外技术增加值最小,这表示反映了中国出口服务产品包含较多的国内中间投入品的技术增值,也间接反映了中国服务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不高。日韩两国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和日本的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间接技术增加值较大,而国内技术增加值较小,这说明日本和韩国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较多用于出口,满足国外居民和企业的需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高。
  计算中日韩三国各种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占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的比重,得出表3关于中日韩三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
  分析表3的数据,发现在中日韩三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中,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比重大于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比重,而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比重大于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在中国1995~2014年间接技术增加值结构中,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比重比高技术、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比重高出40、58个百分点;同样地,日本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比重比高技术、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比重高出53、60个百分点,韩国为53、57个百分点。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彰骋椎募际踉黾又当戎卦对冻?过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比重,可能的原因在于,中日韩三国以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为主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以及中高技术密集度服务的迂回式生产对中间产品有着更大的需求;又因为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往往超过其它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其出口服务产品投入更多的中间产品和技术,这导致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技术增加值比重最大。   五、中日韩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对经济发展带来正向的影响,这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不同技术密集度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中国、日本和韩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何区别?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把握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用经济增长的出口技术弹性来测量,即经济增长率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增长率的比值,它反映了经济增长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变化的敏感性。令:
  e=■=■×■(10)
  上式中,e表示经济增长的出口技术弹性,?驻X、?驻Y分别表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变化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量,X1、X2表示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期初数和期末数,Y1、Y2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期初数和期末数。本文用人均实际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GVC地位指数来表示出口技术水平。
  通过经济增长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弹性的计算可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变化的敏感性。为了保证弹性计算的准确性,本文选择2000~2014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数据来测算经济增长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弹性。结果如表4所示。
 ?。?)中日韩三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具有正向经济效应,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经济效应小于韩国,但是大于日本。中日韩的经济增长的出口技术弹性分别为:4.22、1.12、9.83,表示当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每提升1%,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4.22%、1.12%、9.38%,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的提升速度,可见经济增长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变化非常敏感。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小于韩国,但是大于日本,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服务贸易起步较晚,技术相对落后,而且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对服务需求较旺盛,技术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增,因此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中国以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为核心的贸易结构决定了服务贸易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能力较弱,技术溢出较少,从而制约了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表现出较强的负向经济效应;而日韩两国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经济效应,以韩国最为突出。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弹性为-36.02,而日韩分别为1.74,10.27,这表示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而日本和韩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则显著地促进了该国经济增长,尤其是韩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的经济效应最突出。究其原因在于,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国外中间产品,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来提升本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这种做法可能会削弱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利于本国经济增长;日本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技术投入的产出效率趋于下降,因此日本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的正向经济效应相对较弱;韩国作为新加入的发达国家,其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的产出效率处于上升阶段,因此,韩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的正向经济效应较强。
 ?。?)中国的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呈现显著的正向经济效应,特别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而日韩两国的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经济效应,韩国负向经济效应较突出。中国、日本、韩国的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弹性依次为:66.02、-3.11、-5.09,低技术密集度服务出口技术弹性依次为:13.45、-0.74、-4.90,这表示中国的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进步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而日韩两国的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则阻碍了该国经济发展。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低成本优势,可以获取较多的贸易利益,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其他产业生产效率提高,从而有利于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由于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产业关联性较高,因此,中国的中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经济效应;对于日韩这两个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提升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有可能挤占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生产资源,促使该国服务贸易“低端化”,降低经济生产效率,从而不利于经济进一步发展,因此,日韩两国的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升级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经济效应,又由于目前韩国正处于技术升级的关键期,须集中资源来提升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因此,韩国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提升的负向经济效应较突出。
  六、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分工地位迅速上升,出口技术水平大大提升。但是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出现“低端化”、“下游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于中国主要依靠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来推动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上升,而非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由于服务劳动力素质不高,研发能力不足,导致我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较低的分工地位,并且中国还存在对国外中间产品依赖严重、本土化趋势、负向经济效应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高,同时阻碍中国服务贸易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增加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出口,同时减少国外中间品的进口,优化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这有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高。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为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这导致我国中低技术密集度服务出口比例相对较高,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出口比例偏低,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提升。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服务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严重依赖国外生产要素和技术,在中国服务生产中投入过多的国外中间产品,这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有“低端化”的趋势,削弱本??自主创新能力。应该鼓励更多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产品出口,提高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的出口比重,同时逐步减少对国外生产要素的依赖,增加本国生产要素的投入,以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  ?。?)提高服?绽投?力素质,培育具有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长期以来,中国虽然拥有庞大的人口,但是由于中国服务业起步较晚,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导致服务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不足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服务人才更是缺乏,这导致中国服务生产严重依赖国外先进生产要素和技术,从而制约了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针对这一现状,应该通过完善服务劳动者教育机制,增加职业教育培训,努力提高服务劳动者的素质,鼓励企业聘用具有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服务人才,增加对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发挥高素质服务人才的作用,提高服务贸易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与此同时,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健全公共医疗,为高端服务人才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和技术交流平台,从而促使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技术升级加快。
 ?。?)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领域,鼓励更多优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目前中国市场机制有待完善,许多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企业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其市场化程度不高,有着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这导致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难以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因此,应该降低中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领域的进入门槛,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措施,完善市场机制,吸引更多优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利用和吸收其技术溢出,提高本国高技术密集度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
 ?。?)建立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外包基地,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服务技术和理念,从而有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服务生产过程被分割得越来越细,每个国家只承担某一服务生产环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主要负责高端服务生产环节,把中低端服务生产环节以外包或者FDI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背景,主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密集度服务外包,在与上游生产环节的互动中,充分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服务理念,带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水平的提高。为了争取更多高端服务外包,中国应该努力完善交通和通讯等公共设施,为高端服务外包基地提供优良的工作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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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 on accounting method of trade in value added, GVC index of export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ervice trade and export technology added value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ort technological level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is presently at low level, but the rising speed of the export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ervice trade of China is higher than those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driving force of upgrading of the export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ervice trade of China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low-tech and medium-tech service trade while the driving force of upgrading of the export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ervice trade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high-tech service trade. The reason for the low level of the export technological level of service trade of China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service trade in China is indirect and the fact that the added value of domestic technology of service trade in China are low while the added value of foreign technology is high.
  Key words:global value chain;service trade;export technology;trade in value added;accounting method
 ?。?任编辑:张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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